第四节  “文革”十年中的遂宁中学
（1966—1976年）
 
“文革”十年是遂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十年，是灾难性的十年，也是大起大落的十年。
 
＜前期准备＞
文革开始前，学校对教师再次进行分类排队，对认为有问题的人以改造思想为名送到农村与农民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，以便后来整治。当时有两批，一批到西宁，一批到上宁。为以后的文革，作好了一切准备。
 
＜工作组进校  “文革”闹剧开场＞
1966年6月4日，工作组进校的前一天，学校为文革做准备，召开师生大会，号召揪斗走资派，并说教师就是当权派，有分数等权，谬论一出，于是部分学生在会上大喊大叫，当场揪出钟昊旻、冯国基、阳西垣、张从林等四位教师加以批斗，罚跪高板凳，文斗武斗，一齐用上。第二天，县委派的以卢道问为首的工作组，正式进驻学校，遂中文革闹剧就从此正式开场。在工作组的指使下，先后又将唐奠坤等老师打成“黑帮”，进行管制劳动，剥夺行动自由达数月之久。这个工作组的最大“功绩”就是揪出了大批“黑帮”，把学校教学秩序搅得一片混乱。
 
＜绵阳学习＞
1966年7月，全绵阳专区中学教师集中到绵阳党校，进行所谓学习，在工作组组长卢泽云的监督下，遂中全体教师和一部分学生参加。“学习”期间，在教师中大抓“走资派”、“反革命”，大会批斗，小会逼供，捕风捉影，无限上纲，许多教师遭到迫害，致使有几个教师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，含恨自杀。遂中在此期间，除原来揪出的四个“反革命”外，又揪出了几个。真是“战果辉煌”。后来，听说北京已在搞“大串连”，建立“红卫兵”组织，绵阳地委真正的当权派慌了手足，急忙将学习闹剧收场，各回各校。但遂宁的当权派又怕北京学生来串连，揪真正的当权派，遂以支农为名，将遂中教师弄到横山、步云劳动，变相禁锢起来，以免受外界影响。直到北京学生来到遂宁，当权派看到禁锢不住了，又才将这些人放回学校。
 
＜大串连前后＞
1966年8月，外地“红卫兵”到遂宁来“煽风点火”，遂中也就卷入了“停课闹革命”、“大串连”的浊浪中。一切正常工作，陷于瘫痪。9月5日，中共中央发出通知：“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、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”。10月26日，遂宁学生1千余人组成参观团赴北京参观“文革”，学习“革命”经验。回来后进行传达，于是掀起了揪斗“走资派”、“破四旧”的高潮，广德、灵泉等地文物古迹惨遭破坏，许多教师被抄家，古旧书籍悉被收走，一部分被私人占有，一部分被送到军属纸厂化作纸浆，一些孤本善本也在劫难逃。紧接着学校成立了许多所谓革命组织，如“风雷激”、“战恶风”等，但除少数留校管制所谓“走资派”、“牛鬼蛇神”外，其他均先后奔赴全国各地搞“革命大串连”去了，学校于是人去楼空，教室里再也听不到琅琅的读书声，桂花树下再也见不到观书的身影。
 
＜二月镇反＞
1967年2月，北京进行“二月镇反”，遂宁也就紧步后尘，揪所谓造反派头头。遂宁丝厂抓了陈代华等，遂中也抓了黄绍德、张钦，把他们戴高帽游街示众后，关入大牢，进行逼供。4月北京批判二月镇反为“二月逆流”。28日，遂中学生千余人到县委静坐绝食，要求释放“二月镇反”中被抓的“造反派”，黄绍德等才得以被释放回校。
 
＜六三事件＞
1968年6月，在江青“文攻武卫”口号的煽动下，全国各地掀起了武斗高潮。6月1日，“革联站”进攻遂中，被驻在施岳楼的“红联站”用机枪扫射，“革联站”吓得仓皇逃命。6月2日，岳、武、广“造反派”，被所谓“保皇派”赶出家门，逃窜至遂宁，遂宁的“造反派”予以热情接待。遂中的教室及向阳楼等处就住了好几百人。当日晚，岳武广一“造反派”战士在沙罐街被流弹击中，死于向阳楼下教室中。6月5日，遂中教师逃离遂中，往西山撤退，原团委书记刘现瑞不幸被流弹打死于西山半山腰。于是“2·14派”进入遂中，遂中图书馆、实验室以及教师寝室被洗劫一空。所有档案被焚毁。桌凳也被砸烂不少。好在伙食团负责人唐九皋，见势不对，在夜色掩护下，偷偷地将帐簿、粮票等背到半边街唐振万家才得以幸免于难。
 
＜工宣队  革委会＞
1968年9月，四川省革委、成都军区转发了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、中央文革《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》，全省立即组织了“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和贫下中农管校组织，相继开进了城乡各中小学，时遂宁县革委会决定由遂宁丝厂派以李、杨、汪等组成的宣传队进驻遂中，“占领教育阵地，掌握领导权，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”（《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》）。由县革委批准成立遂宁中学革命委员会（简称革委会）。由杨正江任主任，委员有学生周良操、冯四维、教师曹正德、工人唐振万等。10月，在工宣队、校革委的发动下，一方面，进行“清理阶级”队伍，揪出所谓“阶级敌人”。几十个教师被列入清理名单中，对他们集中监督劳动（其中有地下党员杨俊、原遂中校长刘显华、原联合中学校长王孙、原明耻中学校长税国祯等）实行“专政”；另一方面，又大搞停课劳动，“大兵团”去修堤、改土。
 
＜“一打三反”与遂中＞
1970年，根据省革委的统一部署，在学校开展“一打三反”。遂宁文卫口由某部连长郑修隆统一领导，将全县中学教师集中农机校，进行小会逼供、大会批斗。有组织、有计划地用大字报围攻一批批教师，然后召开大会，揪出站在台前，挂黑牌、戴高帽、穿白褂，极尽一切侮辱之能事以侮辱之。有一次，在原川教院大礼堂就揪出了“反革命”40余人。这样胡搞的结果逼得有几个教师自杀。遂中教师就有好些人被揪斗，有人被降职降薪，有人被开除回老家。如何文栋、母乃通当时就被清理出教师队伍，送回老家管制劳动。
 
<“两个估计”与遂中>
1971年8月13日，中共中央批转了《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》（简称两个估计）完全否定了新中国建国后七十年的教育工作，作出了两个错误的估计。即“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，原有教师队伍中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（《四川普通教育年鉴》），进一步掀起了批判“教育战线黑线专政的恶浪。遂中遵照指示，也在学校学习“两个估计”，开展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运动，于是又有几个教师无辜挨整。
 
<“批林批孔”与遂中>
1973年，在“批林批孔”运动中，“四人帮”制造了一系列以教师为敌的所谓典型事件——张铁生交白卷事件、“马振扶中学事件”，煽动学生“反潮流”、“反教师”、“反学外语”，散布“不学ABC，照样干革命”、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等谬论，于是全省普教战线又开展了揪“复辟势力代表人物”、抓“本地马振扶公社事件”的运动。遂中在工作组的领导下也大批其师道尊严，有几个教师受到全校批判，弄得教师人心惶惶。学生不重视学习，特别轻视学外语，考试也大肆舞弊，甚至公开翻书抄写，说是忠实执行最高指示“抄一遍也好”。于是形成老师不敢管，学生不愿学的可怕局面，教学质量严重滑坡。
 
<邓小平讲话与遂中>
1975年9月26日，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、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，在听取胡耀邦汇报中国科学院工作时指出：“钢铁学院只有中技水平，何必办大学？”“不懂数理化、外语，还攀什么高峰？”10月4日，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插话说“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，不读书，这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。”这些话切中时弊，为教育带来了一线曙光。遂中师生欢迎这些讲话，并一度重视起学习来。然而好事多磨，不久，“四人帮”炮制了《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》诬蔑这些讲话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篡改了教育革命方向。并说“右倾翻案风的风源”就在党内那些坚持刘少奇、林彪修正主义路线，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产阶级道路当权派。这就把邓小平打成了“不肯悔改的走资派”，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乌云把教育战线出现的一线曙光又完全遮去。遂中又陷入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黑雾中，教学质量又一次滑下去，滑下去……
总之，“文革”十年的遂中，可以用《四川普通教育年鉴》中的一段话作为概括：
“‘文化大革命中’，一代中小学生在思想和学习文化方面受到严重的毒害和摧残。‘停课闹革命’期间，许多学生受‘左’的思想影响，不懂得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，分不清是非界限，违法乱纪行为大大增加，特别是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恶性膨胀。不少学生道德水准下降，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。‘复课闹革命’以后，又大搞‘开门办学’，‘以阶级斗争为主课’，大批‘智育第一’和‘师道尊严’，造成教学秩序严重混乱。‘读书无用’的思想和风气滋延。教师不敢教，学生不愿学，广大中小学生文化知识急剧下降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