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节  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遂宁中学
（1958—1965年）
 
＜教育革命与遂中＞
1958年5月，中共八届二次会议制定了“鼓足干劲、力争上游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的总路线，号召“在继续进行经济战线、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，积极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”。在“总路线”的指引下，全国迅速出现了教育“革命”的混乱形势。9月19日，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》规定教育“今后的方向，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，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”。于是遂中随即开展了教育革命，师生走出校门与工农结合，参加生产劳动。在校内大养其猪，在校外大垦其荒，三个年级（59、60、61）的师生轮流到龙背坡将光秃秃的荒山变成梯土；大力支援农业。1958年至1961年，遂中师生“南征北战”，先后去安平、安居、玉丰、西眉、永兴、永盛、联盟、横山、北固、保升、河东、新桥、新华、梓潼等20多个公社搞过抢种抢收、抗旱、改土、修渠、筑路和植树造林等劳动，和农民实行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此外，还大办工厂、大炼钢铁等。这样做的结果，教学时间大量被占用，为赶进度，常常突击上课。教师无暇备课及吸收新知识，学生思想不集中，所学知识无法消化。虽然被县人委评为先进单位，可是教学秩序被打乱，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，教学质量大滑坡。如炼钢铁，是把铁锁、门扣和铁锅等砸烂拿去炼，结果炼出了一万多斤无用的废铁，学校亏损巨大，教学质量更下滑得令人咋舌。1959年，四川参加高考成绩名列全国各省市倒数第二，而遂中呢？1958年尚能勉强维持95%以上的高考升学率，到1959年寒假省统考人平成绩63分，跌到专区第六位。至于政治上的损失，可以用一个事例说明：某班到北坝（现锦华纺织厂附近）一生产队帮助抢收麦子。生产队长陈某在迎接学生讲话时说“你们来了，我们欢迎，你们不来，我们更欢迎”。晚上收工时，他又对学生说：“欢迎你们明天不来了。”直到1959年1月12日，中共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，指出“有部分学校没有很好上课，……批判得过多，打击面太广，比较粗暴”，提出“全日制学校应该贯彻教学为主的原则”，遂中的混乱局面才得以纠正。
 
＜交黑心  拔白旗＞
1958年上年，京、津、沪等地一些高等院校发起向党“交心”的活动，遂宁中学也积极响应。4月下旬，党支部组织党员、教研组长和群团组织负责人学习报上登载的有关“交心”报导材料的同时，经过一系列准备，于5月15—16日，分别召开两次“交心”大会，会上有4名教师口头交出几十条活思想，内容涉及党的各项政治运动和方针政策、国内外形势和人生观、世界观等，大家一致表示愿“交黑心，永远跟党一条心”，“丢掉包袱，脱胎换骨，轻装前进”。会上，开展教研组之间“交心”挑应战，会后，采用大字报形式进行竞赛。交得多的“坐火箭”，交得少的“坐鸡公车”，在几天时间内，全校77名教员共写大字报2930张，计3338条，人平38张，43·35条，这次交心，持续了一个多月，表面看来轰轰烈烈，很有成效，但由于采取搞运动的方式，且以“交心”条数多少进行评比，逼使有些人生编瞎造，假话百出；同时又把教师交出的某些错误观点或假话公之于众，甚至在交心活动和文革中某些领导还把这些“交心”的假话，当做罪证，以整教师，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。如李荣焕积极交心，却交进牢房，险些被镇压。
在“教育革命”中，劳动过多，教学质量下降，有些教师，对此持有不同看法，背后议论或对劳动抱应付态度以表示反对，这应该说是正确的。可是当时学校却按上级的错误部署，在劳动中进行“火线整风”，竟以“没有干劲”、“坚持资产阶级教育思想”、“反对教育革命”、“轻视劳动”等“莫须有”的罪名，错误地对他们进行批判，当成“白旗”来拔。当时遂中就批判了肖定梁、蔡昌惠、刘隆庆等三名教师，其中一名被批准定为“白旗”，予以无情批斗。
直到1962年秋，学校才对“拔白旗”中受批判的3名教师进行甄别平反，恢复名誉。
 
＜大保高三  “为四川雪耻”＞
“教育革命”结下了恶果——教学质量降低，升学率滑坡。1959年，四川高考成绩名列全国各省市倒数第二。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，面对这一严峻形势，提出“提高教学质量，为四川人民雪耻”的口号，吹响了“大保高三”的号角。教育厅急忙紧跟召开全省高完中校长会议，研究部署抓好毕业班工作，层层保证提高升学率（校长以乌纱帽作担保，党员以党籍作担保）。遂宁县委派以宋麦音同志为首的庞大工作组进驻学校，协助抓高三工作，达半年之久。遂中成立了“高三年级办公室”，由呙道鑫任办公室主任，副校长刘显华具体抓高三工作。6个毕业班每班设班主任2至3人（工作组成员都任班主任）。为了“保高三”，对教师多次要求订计划、表决心、提保证，并在高三举行“教学运动会”，进行评比。当时评出的最佳教学运动员有：蔡昌惠、刘隆庆、呙道鑫、唐奠坤、肖静仪等。对学生，则一律不参加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，并改善伙食。各科进行的单元测验都公布分数，排列名次，评选学习标兵。总之，把应试教育推向了极致。终于在1960年的全省预考中，遂中由1959年的绵阳专区排名倒数第二，跃到专区第一名，在1960年的高考中，遂中名列专区前茅，升学率达96%。
尽管如此，“大保高三”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，它片面追求升学率，把教学变成政治运动，既违反教学规律，也不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，对教师高压，对学生硬灌，其后果可想而知。
 
＜纠正劳动过多偏差  建立正常教学秩序＞
1961年9月，省委宣传部下发了《关于当前全日制中学（师范）的意见》（简称13条，强调建立正常教学秩序，要求学校“不得任意停课”，“重点中学必须保证9个月学习”，“教师参加劳动一般每周2—4小时，40岁以上的女教师和45岁以上的男教师一般不参加劳动”。1963年，中央又下发了《中央关于试行全日制中学工作条例》（简称50条），这些文件都总结了前一阶段劳动过多的教训，规定学校必须保证教学时间，使学校教育规范化、制度化。
遂中根据上级的文件，采取了下面一些作法：
1、  劳动定时，并纳入教学计划。学生每期只劳动一周，并排入课表。
2、  恢复和健全有关提高教学质量的规章制度。如拟定了《教学工作管理制度》、《班主任工作准则》、《学生准则》等。
3、  强调抓好起始年级教学，不搞突击式的“保高三”。
4、  贯彻“精讲多练”原则，减轻学生课业负担。
这些作法，体现了中央文件的精神，推动了学生德、智、体的全面发展。
 
＜“小四清”与遂中＞
1964年，全国进行“四清”运动。遂中除学习王光美的所谓“桃源经验”及有关文件外，还采取了一些措施，以进行所谓“小四清”。
1．对学校教师暗中进行分类，排队（未公布，内部掌握，为大四清作准备），同时，还对几个教师(如阳西垣、莫佩铭)以“莫须有” 的罪名进行批判。
2．将一部分家庭出身不好或内定为有问题的教师送到农村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，以留待清理，美其名曰，“改造思想”。如王孙、许存学、宋国祥、邓元照等被弄到上宁与西宁劳动改造。
3．在三干会上，对原平易近人，善于团结教师的副校长刘显华进行内部批判。罪名主要是“以盟代党、重用‘右派’税国祯等”，刘被迫请求调离。不过他因祸得福，由遂中副校长调任绵阳中学校长。